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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话剧《茶馆》在首都剧场再度上演 “老裕泰”兔年新春开张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李俐

　　昨晚，北京人艺看家大戏《茶馆》在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老裕泰”茶馆在兔年新春再度呈现座无虚席的热闹盛况。在开年大戏《正红旗下》圆满完成首轮演出后，同样出自老舍之手的《茶馆》紧接着上演，不仅让节后的演出市场再度升温，也让观众再次体会到人艺经典的舞台号召力。

　　演出阵容超强

　　以庚子事变为叙事核心，话剧《正红旗下》将晚清的京城图景进行了一次翔实的舞台呈现，而《茶馆》则以同一时期的戊戌变法为开端，对清末至民国年间的京城众生进行了一次跨越数十年的描摹。“在《正红旗下》后，接着看《茶馆》，相信这样的安排会给观众一份惊喜。”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表示。

　　作为中国话剧舞台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茶馆》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老舍先生的剧本，焦菊隐、夏淳作为导演的创造，林兆华、杨立新担任复排艺术指导的继承，一代代表演艺术家对角色的塑造，共同成就了这部舞台经典。几十年来，《茶馆》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如同一种精神，被坚守和传承；也如同一种仪式，伴随一代代观众和演员，连接起舞台上下。

　　经过了去年《茶馆》院庆纪念场的演出，线上线下观众共同见证了这部作品的演出盛况。今年归来，这一轮演出仍聚集了包括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冯远征等在内的超强阵容，对观众而言，无疑又是一次观看人艺舞台中坚力量集体表演的戏剧盛宴。刚一开票，九场演出票就全部“秒空”，足见这部经典在观众心目中始终不变的吸引力。

　　打磨从未停止

　　本轮演出的排练首日正值春节，排练厅里一片节日团聚的气氛，大家互相拜个年，道几句家常话，将生活气息从台下延续到台上。二十余年的舞台沉淀，让这些角色在这代演员身上生长，而几十年的舞台配合，也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不用言说的默契，正是这种默契，让舞台群像塑造得丝丝入扣。

　　此轮首演开启了《茶馆》第726场的演出。但作为经典，这部作品依旧没有停止打磨。无论是演员对角色背景的不断丰富，还是新演员进入剧组后，新老演员间的再次融合，都让这部作品的排练和演出再次碰撞出新的火花。

　　大幕拉开，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茶馆中生动鲜活的一片景象。为了演好这被曹禺先生誉为“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此轮排练中，执行复排艺术指导杨立新仍然反复要求演员去做好人物设定和场景训练，扎扎实实地演好每一个细节，即便是舞台上转瞬间的一举一动也要体现舞台真实。

　　传承不走样

　　“这是我演的第365场，还是356场，我得翻翻我的‘账本’。”从当初小心谨慎到现在越来越自信，饰演掌柜王利发的梁冠华已经陪伴这个角色走过了20多年。但他表示：“每次演出都有新鲜感，每一次讲出那些台词还是会心潮澎湃，因为老舍先生的剧本写得太好了，那些台词和历史、现实都结合得非常紧密，让我佩服他对社会发展的总结和预见。也正因为他写的是真实的人，所以才感人。”

　　“这些角色已经长在我们身上了，大家默契到了不用更多交流。”冯远征透露，尽管演员们已经对剧本再熟悉不过，但每一次排练仍很认真。他对自己的表演始终有要求，那就是“这一版《茶馆》在我们手里不能走样，精髓不能丢”。

　　“观众买票的理由首先是老舍先生，是文学滋养这个剧院，这个品质我们需要继承。”濮存昕希望，剧院的年轻演员能尽快成长起来，向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标准看齐，不断提高品质，把这部经典延续下去。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